文官们喊打，是因为新朝开国以来战事不断，朝廷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军功勋贵，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文官集团们的政治地位。

    至于打下西夏，军功勋贵再次壮大，但治理地方，朝廷还得任用文官，所以要涨大家一起涨，谁都不能吃亏。

    而且依着王伦对军功授爵的严格，便是打下西夏，左右不过是多一个国公，多几个侯爵，文官这里，至少就能多四五个省部级高官，十个知府，几十个知县了。

    所以得知石秀正从河东往京师回赶，且诸国使者大多返回，二月初的大朝会，吏部一名郎中率先上奏，请求陛下遣王师，攻灭西夏，理由也很充分，平夏部不过是前唐时的定难军节度使，前宋屡次讨伐，陛下既志在复汉唐之盛，就该出兵往击之。

    甚至他还贴心地选好了领兵的统帅人选，正是老将种师中。

    种师道病逝后，种师中一直坐镇长安，但他年纪也不小了，基本处于半隐退的状态，王伦给予这位老将足够的尊重，但谁都知道，同样老病的种师中基本不可能再次领兵了，这是把人往死里用啊！

    若以王伦的本心，西夏肯定是要打的，但他的考虑是再缓个一年左右，东北的驻军要轮换，北方诸行省的禁军要休整，各都督府也要调整，摊子大了，他反而无法像攻打金国那样迅速出兵了。

    因为西夏的地理位置，就注定了在灭金之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水师发挥不出任何作用，仓促之间用兵，大军行进、后勤补给都要全盘考虑的。

    攻打金国宜快，是因为此前的金国与新汉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扩张太快，内部来不及消化，所以双方都想要通过战争转移内部矛盾。

    但攻打西夏的话，西夏的核心区域都在贺兰山附近，这就注定了汉军无法像攻灭金国时依仗骑兵，必须要先进行山地战，要拔除西夏在边境众多的军事堡垒。

    所以王伦的计划，一直都是快速消灭西夏，绝对不给西夏任何继续反抗的机会，他的设想是在南面吸引西夏的重兵，派一支骑兵从北向南进攻，这样就能攻打西夏最薄弱处。

    这个计划是否行得通，就得看石秀那里要带回来的情报了。

    于是对于这位吏部郎中的奏请，王伦只是摆了摆手：“再议！”“再议”不是说不再讨论，官员们心知肚明，吏部那位郎中也退了回去。

    文官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他们只要一个先行请战的名头，这样在战后瓜分战利和权力，就可以抢占一点儿先机了。

    文官们对于吉林行省暂设军管是很不满的，在他们看来，西夏若灭，起码增设的两个行省，肯定都得归为民治，毕竟西北除了西夏，再无其他有影响力的敌人了不是？

    对于攻打西夏，百官们难得一致地口风极严，实际上黄龙府被攻破后，王伦领大军驻守东北的那一段时间，东京城的百姓们就觉得，朝廷下一步肯定是攻打西夏，于是各种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攻灭金国、威服漠南的战争，切切实实地让百姓们感觉到了实惠，所以民间的声音更加激进。

    石秀此时还不清楚，他一个人的意见，将会决定朝廷何时对西夏用兵、从哪个方向为主力进兵，他只是觉得，河东的“公交车”坐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河东的公交车目前只在大同、雁门、太原三府推行，故而从大同至雁门，石秀没有骑马，而是坐上了两个府城之间的长途马车。

    由于王伦制定了工匠发明授爵制度，在军器监出现了第一位授爵的工匠后，天下的工匠们都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军器监那位授民爵的工匠，是一位铸炮手，他觉得朝廷大军所用的红衣炮，来往运输需要拆卸，不如增设两轮，成为马拉火炮，而且他设计了一种更新型的火炮，周身以木架连接，上下两层，上层可以了望，下层可以发射，只是太过于笨重，需要四匹以上的马儿牵引。

    简单来说，他发明出了极其原始的马拉“坦克”。

    这种新式武器除了笨重以外，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并不牢靠，发射次数多了，木架很容易散架，故而王伦前往参观时，那名工匠提出了一个小要求，希望皇帝准许他以铁器为骨架，这样就更加坚固而且有防护力。

    王伦并不看好这种武器，但他还是同意了工匠的请求，并封了他只自身享有的子爵爵位。

    技术的发展并不总是进步的，是需要大量试错机会的，王伦给了军器监工匠以机会，又在《民报》大肆宣传了一番，于是新朝到目前已经出现了十多个授民爵的工匠。

    石秀坐的这一辆长途马车，就使用了一位授爵工匠改良的车辆悬挂和转向系统方面的新技术，车轮仍旧是木制的，但外面包裹了一层铁，更加耐用。

    军器监下属有一个独立的部门，是王伦以热水壶蒸汽为引导，让工匠们研究蒸汽机的，但难度很大，除了材料学不过关外，密封性能也完全无法保障，没有橡胶，工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