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与前宋一样，自开国以来，天下各处自然灾害不断，但王伦提高了行政效率，朝廷不会因地方官员治理期间出现灾害而考评降低，要求一旦出现灾害，各地官员必须第一时间上报，从而快速进行抢救。

    为此朝廷特意制定了灾害预警与应对制度，这就让地方官员们“在其位、谋其职”，有了敢于任事的决心。

    如今各行省吏员考试已成定制，但民间百姓们仍旧习惯性地将在京诸衙门的招聘考试称为“科举”，除了一些特殊的衙门岗位需要专业要求外，官吏的选拔，仍旧以考试的形式进行，被录取者也要入诸部寺实习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个衙门当中。

    这就意味着新朝的小吏群体也彻底被纳入到官吏升降体系当中，小吏群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按照品级发放俸禄，所以与前宋相比，本朝的官吏规模变得更加庞大了。

    但朝廷不再荫官，不再设寄禄官，“冗官冗员”现象已经大幅度被削弱，更别提王伦从立国之初就不断改革的“冗兵”问题了。

    本朝的小吏有了稳定的俸禄，有了可以上升为官的通道，再不似前宋那般没有工资，只能靠勒索百姓生活，吏治也大为改善。

    王伦很清楚，吏治的清明，靠得不是官吏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是朝廷坚持的监察制度，监察院的御史们会不定期地派往各地巡视，度支司也承担了一部分查账的监管权力，加上仪鸾司的对内监督、朱贵等以户部官员身份为掩护的深入基层，再加上王伦在山东、河北推行的乡议局制度，监督权也被下放了一部分至民间。

    靠着强有力的、多线的监督监管，一批能任事、积极进取的官员也从基层不断被提拔了起来，这让许多民间百姓们第一次意识到，朝廷和官府是真的在服务于这天下的大多数人。

    新朝的御史，王伦有一个挑选用人的标准，那就是“性刚直”，直白一点，就是一根筋、极其坚持原则。

    甚至可以说，新汉的官场风气，就是靠着这些不畏强权、不计私利的御史们给扭转过来的。

    通过对官场吏治的整顿，天下的许多事务也走上了正轨，但对于王伦而言，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将常平仓制度彻底铺开。

    新朝硬性规定了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谷贱伤农”，也就稳定了新朝人口最为庞大的农民，如今各府各县都修建了常平仓，朝廷便可以通过储备的粮食，完成调度、赈灾等工作。

    负责巡视、检查各地常平仓的“巡粮御史”们，自开国以来，已经发现、惩处贪污官吏数百人。

    这是王伦当皇帝久了之后，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的土地平均亩产或许不高，但总产量本是可以满足中原百姓生存的。

    但为什么一逢荒年、灾年、人祸，就有大量百姓挨饿呢？

    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作为硬通货，被掌握在了少量的大地主手中，而且由于交通不便利、朝廷反应不及时，导致了粮食调运的不均衡。

    所以王伦将李俊放在岭南坐镇，除了打击海盗、维护海上商路之外，李俊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东南亚大量购入粮食，主要是大米。

    也正是岭南、东南亚诸国的粮食大量北调，朝廷在灭金过程中，才能够迅速安抚地方，没有让东北地区出现规模化的逃荒现象。

    甚至可以说，王伦自称帝以来做的所有事，目的都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够吃饱饭，眼下温饱问题暂时缓解，但在这个土地靠天收成的时代，王伦依旧不敢有任何懈怠。

    王伦认真分析了自前宋立国至今、关中地区的人口统计、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发现从宋哲宗以来，前宋秦凤路也就是新朝的陇南行省，降水量是在一直降低的。

    这就意味着陇南的粮食产量无法自足，他大约也就想明白赵佶继位后为何要放弃宋哲宗对西夏取得的战果了，因为那里根本就无法支撑起足够的驻军。

    而且在这个时代，国家对土地最看重的是能否有足够的产出，与后人对土地的看重着眼点是不同的。

    王伦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明明丝绸之路还未被断绝阻拦，消灭西夏、进军西域是有着很大收益的，但前宋就只想着把持上游商品售卖，难道就没有人看出这条商路对中原王朝的重要性吗？

    肯定是有聪明人能够看出的，否则前宋也不会与西夏打了百余年，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受益的仍旧是那一批权贵大商人，他们能够顺畅无阻地将中原的商品卖给西夏，任由西夏做个二道贩子，朝廷获利不够大，也就缺乏足够的向西运动的决心。

    当然，前宋拉胯的军事实力也是一个原因。

    在互市司也组建了起来，并负责对西夏的贸易事务后，朝廷百官对西夏的态度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

    且不说史文恭已经上了三道奏折，详细讲述了西夏在边境的布防情况、朝廷若以他为将、他会如何出兵攻打，便是文官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