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地听着，然后问道：“夜行者的行事作风确实可疑。你是怎么发现这些信息的？你去了哪些地方？”
    黎芬回答：“我首先从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关于夜行者的公开信息，然后通过一些匿名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我联系到了几个声称是夜行者成员的人。我和他们进行了一些交流，试图获取更多的内部消息。”
    黎芳担忧地说：“那样不是很危险吗？如果他们真的和案件有关，你这样直接接触他们……”
    黎芬点了点头，承认道：“是的，这确实很冒险。但我必须这么做。我确保了自己的匿名性，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
    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怪不得，夜行者那边没人知道你的事，原来你匿名了。黎芬，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周密的计划。我们不能只是依赖你一个人去调查，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黎芬同意：“你说得对。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来监视夜行者的行动，同时我们也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猜测。”
    黎芳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也可以试着联系其他的侦探或者记者，看看他们是否对夜行者有所了解，或者是否愿意帮助我们。”
    我点头：“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可以从那些对夜行者进行过报道的记者开始着手。”
    我们四人开始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我们决定分头行动，一方面继续搜集关于夜行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尝试接触那些可能愿意帮助他们的外部人士。我们知道，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但他们也知道，只有通过团结和合作，我们才有可能揭开真相，为马强洗清嫌疑。
    第二天十月六日星期六，我、黎芬和黎芳开始了我们的调查工作。端木则是开始跟律师接触，时不时地给我们反馈信息。我们小心翼翼地搜集信息，我又去了一趟客栈，这次是收集夜行者的资料，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防夜行者组织的注意。、
    我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与黎芬黎芳会面，黎芬表情严肃，语气坚定：“我调查过夜行者组织，他们看起来组织松散，成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但他们的行动确实和马强的案件有某种联系。”
    我皱着眉头，沉思着说：“如果夜行者组织真的不成气候，那为什么马强会被牵涉进去？他的特殊体质是否是他们利用的目标？”
    黎芳担忧地问：“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不能证明马强的特殊体质，警方会相信我们的说辞吗？”
    黎芬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更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说法，证明马强的特殊体质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案件的关键。”
    下午，我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前往警局与刘警官会面。他希望能通过刘警官的专业视角，找到证明马强特殊体质的途径。
    在警局的办公室里，我与刘警官面对面坐下。刘警官的表情严肃，他的目光锐利地盯着我：“我，我知道你为了朋友的事情很上心，但你必须明白，我们警方办案需要确凿的证据。”
    我急忙回答：“刘警官，我明白。但是马强的特殊体质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他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模仿他人的行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确实存在。”
    刘警官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特殊体质？这种事情太过玄乎，我们警方办案讲求的是真凭实据。你有证据证明这种特殊体质的存在吗？”
    我坚持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亲眼见过马强的能力。如果你们能考虑到这一点，或许就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案件。”
    刘警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我知道你是为了朋友而来，我们会认真考虑你提供的信息。但你也要知道，我们不能仅仅基于特殊体质的概念就改变案件的方向。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
    我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辩论，但他决心不放弃：“我明白。但我希望你们能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忽视任何可能性。”
    刘警官承诺会进一步调查，并考虑我提供的信息。我离开警局时，心中虽然仍有疑虑，但也感到一丝希望。
    一小时后，我独自一人走出了警局，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与刘警官的对话仍在我脑海中回响，他的怀疑和要求确凿证据的态度让我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比我预想的还要艰巨。
    回到图书馆，我发现黎芬和黎芳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耳机里播放着那段关键的录音。他们的眉头紧锁，显然正在努力分辨每一个细节。端木则在不远处的电脑前敲打着键盘，似乎在发送电子邮件。
    我走到他们身边，将与刘警官的对话复述了一遍。听完后，黎芬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决心的光芒：“我们知道这不容易，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更有力的证据来支持马强的特殊体质。”
    黎芳也点头附和：“我们可以尝试联系医院的夜班护士或者清洁工，他们可能注意到了马强在病房中的异常行为。”
    我赞同黎芳的建议，并补充道：“我们还需要找到专业的神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