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世后，他还没见过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团聚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楂儿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又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再接住继续扔，并且乐此不疲，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田雨怒不可遏，冲过来和他抢儿子，说他简直不是在疼儿子，而是在草菅人命。
    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养得这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
    田雨很不高兴：“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到将来送他去当兵？”
    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当兵，我儿子不接我的班，要他干什么？”
    田雨努力压住内心的不快说：“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儿别的？上大学，当个工程师或是医生什么的？”
    “那些职业让别人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只能去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李云龙固执得很。
    这次夫妻团聚，田雨一点儿也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感觉，新婚时的那种激情已经渐渐消失，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的问题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就进入梦乡，随即鼾声大作，声音大得吓人。每当这时，田雨都睡意全无，她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雨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她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要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要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的那点儿东西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些俄罗斯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
    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演说：“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列宾和苏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田雨非常神往，哪个民族能有这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雨又隐隐约约感到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尽占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准确地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和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后，比起老沙皇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吞并，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他们血液里的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的，不管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儿离经叛道？
    田雨感到有些可怕，毕竟她还是个共产党员。英国那个老牌政治家迪斯雷利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要吵架了，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问题就严重了，兵戎相见则是必然的。
    “小田呀，赶快准备一下，我那同学丁伟要来啦，这小子去南昌，听说离武夷山不远了，逛了武夷山，才想起到我这儿来，说是来讨债，找我要欠他的茅台酒，今晚咱们请他吃饭好不好？”李云龙休假期间正闲得慌，一听丁伟要来，不由兴奋起来。
    田雨说：“哟，真巧，我父母傍晚也要到了，弄不好他们坐一列火车，他们要看外孙子，这次两位老人家肯定很开心。那个丁伟，我听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很希望认识他。”
    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急急忙忙去和老婆孩子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一件皮夹克穿上，头上戴顶粗花格呢的苏格兰帽，把黄呢子军装胡乱一团塞进衣柜。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院长的训斥，但他还是不愿穿军装，因为穿军装就得佩军衔，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他没什么目的，只想四处走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好在他老战友多，随便哪个省都有。
    20世纪50年代，丁伟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苏格兰便帽，颇显得标新立异，一路上招来不少人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