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至武德三年(620年)正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是唐王朝河东之战发生转折的重要时期。在这段时期，唐朝方面，有得有失。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让唐王朝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所谓“得”，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李世民率领关中唐军主力，迅速赶赴河东战场，驻兵柏壁，打乱了刘武周进攻浩州的计划。与此同时，李世民采取坚壁清野，袭扰敌后的疲敌战术，不断派兵袭扰刘武周军队的粮道，逐渐消耗敌军的士气。果然，由于李世民的疲敌战术，致使刘武周、宋金刚的部队，军心浮动，士卒疲惫不已。

    而且，李世民屯兵柏壁，与宋金刚对峙期间。为了鼓舞前线将士的斗志，唐高祖李渊亲临一线，巡视黄河沿岸。不料，却发生了独孤怀恩谋逆事件。幸好，唐高祖吉人天相，果然采取措施，诛杀了叛将独孤怀恩及其党羽，平息了这场未遂兵变，解除了来自唐军内部的一大威胁。

    所谓“失”，那便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的“夏县之战”。究其原因，此战之所以失利，乃因独孤怀恩心怀反志，从中作梗，故意拖延唐军进攻夏县的部署；同时，加上永安王李孝基决策失误，错失了进攻夏县的最佳时机。最终，唐军在夏县一战中，伤亡惨重，全军覆没，遭遇了自太原失守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失利。

    夏县之败的影响，不止是唐朝遭遇的一次军事挫折，更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夏县一战，负责策应李世民主力的那一路唐军，全军覆没。如此一来，李世民等于是没有任何外援，孤军直面三股强敌。若是再出现一丁点的失误，李世民所率的唐军主力，便会重蹈夏县之败的覆辙。

    所以，这三个月的作战，对于李唐王朝而言，既是转折，又是挑战。应该说，唐朝与刘武周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决胜阶段。如果指挥得当，唐军便能趁势反击，扭转战场态势，彻底消灭刘武周政权。倘若此战失败，唐王朝在河东最后的希望，也将不复存在，统一天下更是遥遥无期。

    面对河东危在旦夕的战局，如果换成一般的军事将领，或许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防线崩溃，坐视大唐丢失河东之地。然而，此次的唐军统帅，则是久经沙场，用兵如神的秦王李世民。

    很快，仅仅数月，一潭死水的河东败局，竟然奇迹般地逆风翻盘。在李世民的指挥之下，唐军取得了河东之战的决定性胜利，瞬间使得刘武周、宋金刚的主力大军，灰飞烟灭，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灭亡。

    武德三年(620年)正月下旬，也就是平定独孤怀恩叛乱不久，唐高祖启程返回长安，结束了巡视黄河沿岸的行程。到目前为止，唐王朝在河东战场，便只剩下李世民独撑大局。换言之，唐朝在河东唯一的希望，也是最后的希望，就只有秦王李世民，以及他麾下的唐军主力。

    以李世民的军事指挥才能，扭转战争走向，击溃刘武周的主力，并不是什么难事。其实，早在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份，唐军兵败夏县不久，李世民部署唐军，便为唐王朝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这就是“美良川之战”。

    这一仗，虽然是一场局部胜利，但它的最大意义是，打破了刘武周不可战胜的神话，击败了刘武周、宋金刚的头号猛将——尉迟敬德。《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美良川之战”的前前后后：

    尉迟敬德、寻相将还浍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斩首二千馀级。顷之，敬德、寻相潜引精骑援王行本于蒲坂，世民自将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邀击，大破之，敬德、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复归柏壁。

    前文说过，在平定独孤怀恩之乱的过程中，尉迟敬德算是帮了唐朝一把。但是，对于是否降唐的问题，尉迟敬德依然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因此，尉迟敬德选择两头押宝，表面上为刘武周效力，暗地则与唐军搭上线。所以，就敌我态势而言，尉迟敬德还是唐军的敌人。而且，李世民还不知道他和唐军的“秘密协议”。

    更何况，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的时候，尉迟敬德还没有与唐军主动联络。并且，唐军出兵进攻夏县，尉迟敬德奉刘武周、宋金刚之命，与寻相率军救援夏县；结果，夏县一战，大败唐军，俘虏了唐军数员大将。单从这一点，李世民便不能轻易放过尉迟敬德，双方的对决，无法避免。

    这个时候，李世民正在筹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虽然，李世民一直奉行坚壁清野，袭扰敌后的疲敌之计，但是，夏县之战的失利，使得唐军在河东战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李世民决定调整战术，不能一味地消极防御，必要的时候，可以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此时的大唐朝廷，迫切需要一场胜利，用以振奋人心。因此，李世民打算趁着敌军松懈之际，发起突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了敌将尉迟敬德、寻相所率领的大部人马。

    当时，打完夏县之战后